第11章 蚍蜉戴盆,语出惊人(2/3)
这问题他能答,却不可以答。
他只能言辞含糊敷衍一番:“殿下,臣诠才末学,浅尝答殿下问。”
“君之不义,乃是上背于天,下虐于民,道之弃也。”
“但殿下仁孝至善,心怀苍生,又有众正盈朝,乃有大兴之相,岂会重演不虞之事?”
朱翊钧不由向高仪投向征询的目光。
高仪本是老神在在,事不关己,但此时迎上这道目光,却也不得不答话。
他站起身斟酌了一下,答道:“殿下,日讲课业繁多,时日有限,不妨先诵记下来,等到开经筵时,再听诸学士剖析经典。”
日讲就算了,经筵就至少得高拱或者张居正出面了,届时他高仪是不想干这活计了。
朱翊钧哦了一声,从善如流地点了点头。
余有丁擦了擦额头冷汗,归了班列。
后面几位讲官陆续出列进讲,内容上都大同小异,朱翊钧也真没再发问。
他面上装作认真听讲,心中则回想着,他提起高拱时高仪方才的反应,再度排除了是高拱授意警告他的可能。
那就只剩张居正了!
他尝试揣度张居正的心思与态度。
朱翊钧知道,张居正不能说是一个政客,应该说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,他的一举一动,必然是为了他的政治理念而服务。
那么,张居正的政治理念是什么?
是要匡扶社稷,中兴国邦,让大明再次伟大。
即便这位十五岁中举,二十三岁高中进士的神童天才,有着超乎常人的城府与内敛,却也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政治理念。
嘉靖二十八年,刚入官场的张居正便阐明了自己心志,一道《论时政疏》直达天听。
列举了他认为大明朝最迫切的问题,涉及宗室贵族、吏治选拔、官场风气、地方军备与财政危机。
可惜的是,这道奏疏对彼时的朝局而言,有些曲高和寡。
嘉靖皇帝一心寻仙问道,对治国理政没什么兴趣,内阁斗争激烈,根本无暇他顾。
加之他人微言轻,这封奏疏自然毫不意外地石沉大海。
从此之后他便闭口不言,除了给嘉靖皇帝写写贺表之外,再未上疏点评过时局。
即便心中苦闷,也至多写文章的时候感慨一句“田赋不均,贫民失业,民苦于兼并”。
他放弃了么?当然不是,所谓内抱不群,外欲浑迹,相机而动,是他的真实写照。
嘉靖四十三年,张居正赌上政治生涯,押注先帝必然继位,由老师徐阶举荐,进了裕王府侍讲侍读。
他当然赌赢了,收获当然也很丰厚,张居正就是靠着这份资历,一举进入了内阁!
在新君继位后,也就是隆庆二年,他终于递上了政治生涯中,第二份宣言——《陈六事疏》。
这一次,是内阁辅臣的身份,声如洪钟。
开篇明义便说大明快完了,也就是所谓“天下有积重难反之几”,而后再度深切时弊,阐明革故鼎新之必要。
但,先帝隆庆皇帝同样没放在心上,只回了一句知道了,并无后续。
那么,两度失败之后,张居正会是什么心态?
朱翊钧指节敲着桌案,看着《太甲》一文,怔怔出神。
他是终于放弃贤臣明君的期望,想要做伊尹吗?
难道在想,皇帝救不了大明朝,我自为之?
历史上,张居正日后所说的那一句“我非相,乃摄也”,是对新政后成果的欣慰,还是迈出这一步无奈的喟叹?
张居正哪怕上疏致仕,也是说“稽首归政”,显然知道大政尽握于他手,必然也知道他这样做不会有好下场。
所以,他是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,想做这个常务副皇帝?
那这篇《太甲》,是跟自己一次隐晦的交涉?他看出自己有揽权的迹象了?
还是对变法的政治宣言,向有心靠拢之辈表明心志?
朱翊钧只觉得,这样的聪明人,真让人万分头疼。
这位大明神童,还未出场过招,一篇《太甲》就已经让自己心神动摇,慌乱如麻。
“殿下,今日就先到这里吧。”
高仪将朱翊钧的思绪拉了回来。
朱翊钧这才发现,日讲已经结束了,他连忙回礼:“诸位先生辛苦了。”
高仪恭敬道:“还请殿下回宫后好生温习课业,明日再检讨殿下记诵。”
这就是课后作业了。
交待一番后,高仪便逃也似地告退,离开了东偏殿。
朱翊钧看着高仪的背影,暗自摇了摇头,这位内阁辅臣总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,即便是各方都对他赶鸭子上架,他仍然抱有侥幸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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