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94章 朝局变化(上)(2/3)
这段怎么理解呢?内阁在创建初期,虽然尚归属于翰林院管辖,当时内阁诸臣也以翰林院官职为尊,但是朱棣在这次宴会中,将内阁诸臣与六部尚书同等赏赐,并明确强调其官秩虽然仅为五品,但职能不在六部尚书之下。
这基本上表明,朱棣设立殿阁大学士的初衷,便有着削弱六部尚书地位与职掌之意,也就此奠定了两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。
当然,内阁这种职、权严重不相匹配的情况并没有长久持续,随着内阁地位的提升,仁宣时期开始形成阁臣入阁后加六部尚书或侍郎等虚衔的惯例。
如洪熙元年(1425)正月,加封“黄淮为少保、户部尚书仍兼武英殿大学士,加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兵部尚书,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礼部尚书,俱三俸并支,仍掌内制”。
虽然这种加封是“不预所升职务”的,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六部职权的侵犯。时人对此也曾明确指出其有违祖宗之意,“大学士五品尔,如欲加于六卿,则何不崇其阶衔也”。
这种加衔虽然破坏了对内阁的限制,但是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务的便利,进一步强化了内阁对六部尚书的制衡。
另外,内阁建立之初的选任方式也与六部官员有明显差异,内阁基本都是以直接从翰林院官员中选拔为主,甚至因此曾选择部分新科进士与翰林院官员于内阁观政,作为阁臣的预备者。这一条到如今万历年间也依然存在,即所谓观政进士是也——他们的共同特点其实并不是“进士”,而是“翰林”,绝没有不是翰林却做了观政进士的。
对此种情况,《明实录》中较为明确的记载大概有两次,第一次是在永乐二年(1404)左右,当时新科进士中的一甲与庶吉士的28人“就文渊阁进其学”,最终三年考满之时,彭汝器、王直、余鼎等人得以留任。
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(1434)八月时,“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马愉、陈询、林震、曹鼐,编修林文龚、锜钟复、赵恢,大理寺左评事张益,同庶吉士萨琦、何瑄、郑建、江渊……三十七人,于文渊阁进学”。
文渊阁是阁臣入直办事之地,这两次进学实质是内阁为挑选接班人而进行的,其中较为明确的是,王直曾长期在内阁撰写诏书,马愉、曹鼐在杨士奇、杨荣致仕后入阁预机务,可见当时内阁迁入的惯例是以翰林院官职为主,这在正统以后也继续沿袭,“故正统年间陈循、高谷、苗衷、马愉、曹鼐以学士入,张益、彭时、商辂以修撰入,则旧意犹存可考也”。
这种直接从“词臣”或者说“史官”选拔入阁的方式,显然重视的是秘书性职责,“盖朝廷用入阁者皆出翰林,翰林之选文字而已,非尝考其行也”。
这与六部尚书选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,这时期的六部尚书中像何文渊、王翱、李秉等都是经过地方与中枢的行政历练,从知府、推官等地方官升迁至中枢后,累迁至尚书之职的。
刚才曾说,如果按照过去的规矩,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,基本就绝了入阁的路,这和早几年高务实外任广西巡按时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个道理,这是有例子的。
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,就是曾担任过吏部尚书的王直,他的仕宦经历充分体现了内阁与六部尚书的制衡性。
王直,江西泰和人,永乐二年(1404)进士,授庶吉士并“事文渊阁”。他也是内阁成立以来第一批选拔入阁观政学习的新科进士。最终三年考满之时,王直得以继续留任内阁,“俾属草”。
当然严格意义上讲,王直并非真正的阁臣,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名与实,仅可以看成是阁臣的候补。
王直的内阁生涯一直持续到正统五年(1440)左右,入阁三十余年,不论是文采还是能力,都备受推崇,“中外咸倚重之”。而且杨士奇、杨荣等阁臣在正统时年事已高,即将致仕,王直又与杨士奇有同乡之谊,成为正式阁臣本来是水到渠成之事。
但是意外发生了,王直此时与杨士奇发生了嫌隙,杨士奇之子杨稷“居家暴橫,乡民甚苦之”,王直曾就此提醒杨士奇,不料杨士奇却被其子蒙骗,认为“抑庵(王直)忌其功名,妄为此语”,由此嫉恨王直,随即将其排挤出内阁。
王直出阁后担任礼部侍郎,随后于正统八年(1443)升迁为吏部尚书,并一直任职到天顺元年(1458)。任职期间,杨士奇于正统九年(1444)病逝,而内阁马愉、曹鼐、陈循、苗衷、高谷等人的地位和威望均无法与其并列,且自景泰二年(1451)开始,由于王直年老体衰,先后任命何文渊、王翱为吏部尚书辅佐管理部事。
可以说,王直入阁的所有阻碍已经基本清除。但实际情况是,王直此时仍旧担任吏部尚书之职,与宣德时期的吏部尚书蹇义、户部尚书夏元吉解部事以备顾问大体相同,也就是说,此时的官员若先升尚书,则无入阁之机会——因为此时的内阁,整体上来说还是“秘书”这个属性更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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