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8章 申府密议(3/4)
洪武八年三月,以朱元璋下旨赐死德庆侯廖永忠为肇始,一直持续到他去世,明朝第一批开国宿将几乎在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中屠戮殆尽。
人们印象中凡是能叫得上名字的明朝开国大将,除了早死的徐达、常遇春、邓愈等人少数几个,其他绝大部分都身败名裂,甚至对于徐达之死,都有不少野史传说认为他是因为朱元璋赐食而导致病体加重而暴亡。
总之,到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登基时,明朝第一批开国功臣的六公二十八侯,幸存者只有郭英、耿炳文等寥寥数人。
朱元璋到底为什么要对功臣们下此毒手?多年以来一直流传一个说法,认为是朱元璋小肚鸡肠,满腹猜忌,生怕手握兵权的功臣大将们起兵造反,篡夺皇权。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受了戏曲评书等民间文学的影响,与史实并不符合。
实际上在大明开国之初,就对军队管理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,设立五军都督府制度,彼此相互节制互不统属,兵部拥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,五军都督府调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,全国兵权都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。
也就是说,没有朱元璋的兵符与圣旨,任何一个武将或者五军都督府、兵部,都别想调动一兵一卒,所谓起兵造反纯属痴人说梦,因此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。
另外一种比较多的论调,则是说朱元璋因为对肃贪格外严格,因此大多数功臣都因为犯了他忌讳而不得不死。
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客观不少,也不是野史传说。其中有一件事是这样的: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之时,六十岁的朱元璋对全国各地武将下达过一部诏令合集《武臣大诰》。
这部《武臣大诰》非常奇特,完全不是像朝廷公文一样文绉绉的,而是通篇都是没有经过任何润色的口语大白话,非常明白浅显,通俗易懂。
这是因为朱元璋担心武将们文化水平低,看不懂翰林院写就的圣意,起不到宣传警示作用,故此他才会别出心裁,“我这般直直地说着,大的小的都要知道,贤的愚的都要省得”。
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呢?朱元璋在这部《武臣大诰》中,详细列举了各地武将三十二人的违法犯罪之举。
其中既有常遇春之子、郑国公常茂那样的高级将领,也有地方卫所的百户、千户等基层军官,犯罪行为既有干扰地方政务等大局问题,也有苛待、残害军卒等细节,还有贪墨军饷军粮等经济问题,还有抢占民女等作风问题,无所不包。
从这里的确可以看出,大明开国初期,功臣武将们倚仗权势为非作歹、践踏国家法纪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和严重,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。
比如永嘉侯朱亮祖接受地方豪绅的重贿,光天化日冲入番禺县大牢放走人犯,鞭打知县;常遇春之子常茂,“贪财杀降”,醉酒后杀伤前来归降的北元武将,几乎激起大变引发战争……
其他各种不法行为,如“肆贪害民”、“冒支官银”、“私役军卒”、“强暴军卒眷属”等等,更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、危及统治的地步,也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,将士离心,民怨沸腾。
所以朱元璋在这部《武臣大诰》的前言中就说:“我每日早朝晚朝,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”,“我这般年纪大了,说得口干了,气不相接,也说他不醒”——还真是,因为武臣军官们依旧利欲熏心,置若罔闻。
于是朱元璋又说:“我许大年纪,见了多,摆布发落了多,自小受了苦多,军马中我曾做军来,与军同受苦来,这等艰难备细知道”。
这话当然不假,他出身贫苦农民,从最下层的普通红巾军小兵一步步奋斗成皇帝,底层军民的痛苦辛酸生活,他自然感同身受。故此,他才会再三劝诫功臣大将们体恤民情,爱护士卒,遵规守纪。苦口婆心之态,几乎令人落泪。可惜他的一番苦心并未能唤醒这些执迷不悟的功臣武将们。
于是后世便有不少学者认为,朱元璋是迫不得已才会凶相毕露,大开杀戒。
但是,这恐怕并非事实,至少并非他杀戮功臣的核心原因。
朱元璋在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,一贯以仁厚著称、深得朝野之心的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谏言道: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,恐怕有伤和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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